羅先余
2023年11月，安康高新區(qū)修路到汪臺村，出土四個墓碑：明故迪功郎北原汪公墓蓋、墓志銘和明候封汪母朱氏太孺人墓蓋、墓志銘。四塊墓蓋、墓志銘均60厘米見方，兩墓蓋均篆書，兩墓志銘均小楷。迪功郎北原的碑文由賜進士出身兵部武庫司郎中年家晚生愚谷魏云霄撰寫，字由賜進士出身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年家晚生克庵李禎（隆慶二年第三甲賜進士，安化人）書丹并篆蓋；汪母朱氏的碑文由興安人、隆慶丁卯科舉人、迪功郎兒子汪騰鯤撰寫，由萬歷壬午（1582年）科進士、山東兗州同知汪兆龍（汪溢之孫）書丹，孫婿生員劉光裕篆蓋。四塊碑子無論篆書、魏書的書寫很有力道，墓志銘的魏體小楷書堪稱書帖，其中汪兆龍書寫的字讓人嘖嘖稱贊、驚奇不已。尤其《明故迪功郎北原汪公墓志銘》更是令人敬佩，激動難耐。該碑共1199字，其中586字記錄了“迪功郎北原汪公（溢）”勤政廉潔、兩袖清風，教化子孫、崇德向善的事。
關于迪功郎北原汪溢
據碑文載，汪溢，字子東，別號北原。生于明朝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三月十三日子時，卒于明神宗萬歷五年（公元1577年），享年七十有五。清嘉慶二十年《安康縣志·卷七·選舉志》載：汪溢，長槍鋪人，任云南經歷，《州志缺》;“經歷”明朝官名，職責是按察巡察，有按察司經歷、京府經歷、宣慰司經歷、府經歷、宣撫司經歷等。汪溢的祖上汪應杰是四川梓潼（今綿陽市轄縣）人，明洪武初年，避戰(zhàn)亂始居金州黃土崗。汪溢的祖父汪輔，任金州州掾，后授任四川鐵巂衛(wèi)倉大使，生四子，天翱為三。天翱是一個老老實實、盡心盡力的務農者，亦生四子：長曰洋，次曰治，季即北原公。
汪溢少年時聰慧過人，出類拔萃，清秀而整潔。二十余歲尚未就學，父兄也未強求。碑載：“公自向學，崇師隆友。因乏補給，多屢空。公堅志熟仁，寒暑弗避，凡經傳史略無不博洽，而尤精于詩。乃充郡庠弟子員，四方英才多來學者。咸賴造就大，馳名三秦。”又據《明候封汪母朱氏太孺人墓志銘》載：汪溢少年時期家境貧寒，常常缺衣少食。明朝正德十一年，原籍湖廣太和槐樹關人朱隆來金州做貿易，見汪溢崇德向上，與眾不同，孜孜以求，好學不倦，便如親生子一樣供應汪溢，讓汪溢衣食無憂，還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汪溢。汪溢于嘉靖甲寅歲（公元1523年）賓典（明朝禮部主客郎中別稱。以其職掌朝貴接待事）太學，又于嘉靖壬戌（公元1562年）年授任云南后衛(wèi)知事、銀廠督察、經歷（明朝官職名稱）等職。
勤政廉潔，剛正不阿
汪溢先任云南后衛(wèi)知事，在任上，做事認真，謹慎從事，潔身自好。因不同流合污，所以，別人都詆毀他不稱職位，才德不行。對此，他回答道：“秩不計崇，卑惟艱難稱職。若以吾官，卑戚則為乘田，為委吏者非至人耶？”爾后，他赴滇南擔任國稅主要來源的銀礦廠督察。開銀廠、管銀廠是一個肥差，但汪溢杜絕迎來送往、吃拿卡要等常規(guī)舊習，不拿額外之財，勤政廉潔，以朝廷的事為己任。碑載：“公卻常例，惟盡心國稅，一毫不入囊。”續(xù)做糧餉押運官，他冒險深入不毛之地，遇權貴有非法之舉動而剛正不阿、不視其勢，以朝廷事為先，以職責視事。然而，他被別人說他是不知世道情況，不知為自己。碑載：“每遇官長扣厥中，公曰：‘卑職但求不負朝廷！’巡按御史王公面與之曰：‘舉世不知為朝廷，汝言及此，誠忠義士。’遂移繳優(yōu)禮之。”。在王公貴胄們和掌管人的仕途升遷人的、卻又想私扣私吞朝廷財物的人的面前，汪溢有禮有節(jié)，從容應對，講之以情，道之以理，讓王公貴胄們和官長們無地自容，便自然而然地順水推舟，給自己想侵占朝廷財物的行為找臺階下。
反感賄賂，義正詞嚴
由于他從事的官場事務都是與金錢、物資有關系，所以，他的身邊經常有行賄索賄之人之事發(fā)生。他對行賄索賄非常憎恨，義正詞嚴，昭心于世。他對自己不收賄索賄、清正廉潔、機智做人做事的行為進行辯解，并寫折子在公庭上昭示自己為什么不收受賄賂的理由和道理。碑載：“公禮容莊，心地平，體方而智圓，性樸而語直。偶以當途求賄，不副見嫉妒。公庭折曰：‘吾有田可耕，有子可教，吾豈為此？’”
從碑文記錄看，他心有戒律，本著用良心做事，依規(guī)矩行事。把人在做、天在看、后人評作為一面鏡子，時刻警醒自己的言行，要留得清白給后人。他對世人和子孫們講：“歸林下十年，優(yōu)游出塵囂外。恢恢如也，如也。人與居，多親愛之，亦不言人過。卒之日，如無恙人，不妄發(fā)一語，真性了然，口嘖嘖猶談，義理以平生。”
汪溢為什么有此舉，又據《明候封汪母朱氏太孺人墓志銘》載：“母恭慎事先君，有倡隨風。其親操井臼，剔燈勸勉，內助居多。及先父仕滇南，母隨宦中。以清慎贊政績六年。聞鯤領丁卯鄉(xiāng)書，乃勸解綬，歸林下，居十年。”可見，有賢內助的支持與幫助，汪溢的清官歷史自然而然地寫就了。
兩袖清風，教育子孫
雖然在云南做官六年且均是富得流油的崗位，而且權力極大。但汪溢卻兩袖清風，自得其樂。他辭官還鄉(xiāng)之時，所有家產，僅用一個擔子就輕挑回來。碑載：“官受鄉(xiāng)里小兒窘哉，乃拂袖攜朱夫人還至之日，行李不滿肩。語人曰：吾俸皆補國稅，不足耳得。萬里見先人，盧墓為慶。今幸大兒領鄉(xiāng)書，即吾留不盡之祿貽厥子孫矣。”
汪溢自隆慶戍辰（公元1568年）回歸安康，便開始教授子孫們學習，教子孫如何修德修業(yè)，如何做人做事，如何堅韌學習，如何崇德向上。碑載：“進諸孫于庭，口授經史，且謂曰：‘吾素不喜技藝，浪游惟日，對圣賢為侶，樂亦在其中。爾子孫當不作無害有益。’其嚴訓多類此。……勤學之心，至卒不變，里中吊問者屨接于戶。州之賢刺史、倅皆往奠于庭。”從碑文看，汪溢嚴教子孫、廣種福田的情況，也得到官府的認同和贊揚。
對汪溢的平生，碑文撰寫者和后人稱贊其為：“矢心報國，固守其窮。不為折腰，丹心蓽蓬。”此評價可謂其高矣。
風清氣正，惠及子孫
汪溢清正廉潔、勸勉后人的遺風惠及汪氏后人。據這兩個碑文和明朝萬歷三十年出土的《明俟封故顯考汪公信庵府君墓志銘》及現存于漢濱區(qū)吉河沙溝汪氏墓碑群看，重視文化教育、重視子孫修德修業(yè)、重視教育后代尊崇社會規(guī)矩、依規(guī)依矩行事，使汪氏一族文興仕盛。自汪溢歸鄉(xiāng)以后，即從隆慶（1568年）至崇禎（1644年）的70多年間，汪氏一族有汪騰鯤一名舉人，有汪信庵、汪兆龍二名進士，有邦紀、幫潭二名廩生，有兆麟、兆陽、旯郊三名庠生，有天爵一名監(jiān)生，有汪淳一名增廣生，有慶慈一名歲貢，有騰鯨、兆鴻、兆鳳、永寬、永清、永弼、其容、其眾八名生員和業(yè)儒，計19名；同時有女婿及孫女婿屠治進士、知縣一名，張邦紀一名廩生、侯萬鐘、喬可達、劉光裕、王如絲、王大業(yè)、熊有裕六名生員和業(yè)儒，有姻親儒官周軾一名，有姻親屠濟、屠安民進士二名，有姻親主簿都朝元一名、有孫女婿廩生宋景熙一名、有孫女婿庠生董蘭一名，計14名，兩項合計33名。
明朝中期安康人汪溢書寫的勤政廉潔、兩袖清風，剛正不阿、凜凜正氣，教育子孫、崇德向善之聲在四百余年后仍然回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