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靜
楊麟的詩集《我?guī)缀踔豢匆姽狻泛汀妒旌拥狞S昏》中，楊麟故鄉(xiāng)“石嘴河”像是一個靈魂與身體的皈依之所，無論是作者自身在地理位移上對故鄉(xiāng)的往還還是情感上的向往，故鄉(xiāng)無疑都是他所認知的使人“從渾濁到凈化”的歸屬之地，他所書寫的故鄉(xiāng)顯然不僅僅圍繞著低處漢濱區(qū)牛蹄鎮(zhèn)的石嘴河的地域性特征展開，某種程度上，故鄉(xiāng)的潛在意義更代表著“內心的故鄉(xiāng)”，是靈魂和記憶安歇之地，也與詩人所認可的詩歌本性和審美氣質相契合，與“真善美”的詩歌傳統(tǒng)相接續(xù)，這些表征顯然都是故鄉(xiāng)作為中心場域而激發(fā)出來的。
在閱讀楊麟的《我?guī)缀踔豢匆姽狻泛汀妒旌拥狞S昏》時，我讀到數(shù)種二元關系的構建，例如城市與鄉(xiāng)村、過去與現(xiàn)在、北方與南方、故鄉(xiāng)與異地，除此之外“我們”與外界、子輩與父輩等諸多關系似乎在織就著楊麟的既復雜又純凈的情感世界。楊麟的詩歌中有這樣的內核，他的鄉(xiāng)土抒情模式與他個人的生活經(jīng)歷緊密相關，80后往往都有鄉(xiāng)村與城市的雙重生活經(jīng)歷，楊麟的詩歌中也能辨析到鄉(xiāng)村-城市-鄉(xiāng)村的軌跡，那么沿著這條主線，可以看到他兩本詩集中由此延伸出的不同向度的抒情脈絡。
楊麟對“城市-鄉(xiāng)村”關系的處理方式更多至于一種很明確的對立中，城市與鄉(xiāng)村的界限是明確的，而各自的特征也涇渭分明，詩人對城市的敘說帶著明顯的個人性特征，諸如詩人體會到城市中自己的“異化”與孤獨，《我所剩無幾》中：“街道上，都是陌生人，各自走著各自的方向”，“我所剩無幾。我只有我自己/我只有一本詩集和一支即將干涸的筆”，在這個文學被邊緣化而詩歌更成為文學之邊緣的邊緣的時代，“詩人”這個身份恐怕被“異化”久矣，楊麟體會到的這種“異化”還不止于是詩人身份，它還來源于自己的“鄉(xiāng)巴佬”身份，“他們嘲笑我是一個鄉(xiāng)巴佬”(《石嘴河》)，這種身份帶給他（或者每個外來者）的是一種永遠無法被接納、永遠無法抵達的疏離感與距離感，“我也不知道該不該談論這座城市。就像當初我乘火車進入它的界限，無法找到和猜測到哪一條是抵達它的捷徑。”(《北京》)，當詩人感知到被城市場域所拒絕的擠壓感時，本能地尋找并關注城市中的“同路人”，詩人將視線定位于“城鄉(xiāng)結合部”和“街道”等城市“外圍”，“我和那些窮苦的，忙碌的清潔工人一起/在傷口邊上，撥弄著城市的影子。(《夜晚》)，也在城鄉(xiāng)接合部以很大的主觀性去分割城市與鄉(xiāng)村的邊界，長詩《城市與鄉(xiāng)愁及其他》則更為集中地處理這種二元感知，“穿過棚戶區(qū)，陳舊、凌亂，與城市形成反差。這是被遮蔽的鄉(xiāng)村，這是最后的鄉(xiāng)愁。”相對應的，詩人體會到的城市中幾乎囊括了現(xiàn)代都市的一切色相，它由水泥、鋼筋、霧霾、虛假繁榮等外在方式構建，而又對生活在其中的人以高傲、暴力、擁擠、虛假、格式化、限制、傷害等種種方式進行擠壓，城市中的“空氣戴著枷鎖，每一陣風都送來擁擠，變形，猥瑣，/送來焦慮的氣息，送來偽裝，偽哲學的多重性和怯懦、憂郁的力量”，詩人在關注自我精神困境和靈魂所屬的追問時，也在思考著城市對“異鄉(xiāng)人”的同化過程，站在都市現(xiàn)代性軌道的每個人幾乎無法背離被“同化”的命運，《我看見桃子在街上跑》中關注那些從鄉(xiāng)村進入城市又與城市“同謀”的人：“傷痛的是那些制服者，他們中有來自農村的，現(xiàn)在只能說他們的靈魂來自農村。他們的眼神，微笑，/他們的手勢，言辭，已經(jīng)告訴我，同化多么可怕。”詩人警惕這種城市的同化，與其說這是詩人內心對城市強勢文化的一種本能拒斥，不如說這正是詩人試圖尋找“同路人”的出發(fā)點。質言之，正是重重不愉快的城市體驗使詩人去尋找能夠與自己同行的人，試圖以“集體”來給自己不愉快的個人體驗以紓解，這便是他詩歌中對同代人作為對象的共同體的思考。
詩人除了以二元式的視野觀照80后一代普遍的城鄉(xiāng)生存行跡以外，還試圖尋找并構建一種共同體，我將這種共同體放置于他對“我們”這個集體概念的觀照中。詩歌毫無疑問都是個人情感的積淀，楊麟對“我們”的書寫更像是一種對集體虛無感和無可能攏聚成集體的“集體”的想象，因為這個集體沒有共同的歷史命運，他們是由無數(shù)個體、無數(shù)種虛無方式、看似相同的生活軌道而事實上帶著無根與迷茫的個體的綜合，詩人試圖給“我們”以一種身份上的定位，“來自農村、進入城市，生活在城鄉(xiāng)接合部”(《我們》)，這種由身份、地域、城市地理帶給“我們”的必然是一種失落與無根，“我們”“如一尾脫離鄉(xiāng)愁的魚”，在城市里“游弋極不協(xié)調”，詩人給了“我們”這個共同體以許多描述，“我們”不僅在城市夾縫中，不僅失去了話語權，不僅沉默，也對命運沒有主宰權，“我想我們年輕一代人都一樣，在這樣的秋天，無話可說。”，“和同類說話，語言是脆弱的。”“無所謂溫暖，也無所謂疲憊，更無所謂接受和放棄”，這頗像“垮掉的一代”的“我們”群像無疑正是80后一代所經(jīng)歷的歷史的荒誕與個體的虛無，這一代恰恰生活在中國歷史進行速度最快的軌道上，充斥著種種斷裂的歷史，也經(jīng)歷著個體的精神撕裂，諸如城市與鄉(xiāng)村、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希望與迷茫、冷漠與無根等等形態(tài)的斷裂帶中，楊麟在《廢墟》中把這種種撕裂狀態(tài)的“我們”給予呈現(xiàn)：“我們是一片廢墟，身體是一具空殼，/脫離了糧食的懷念”、“靈魂在大地上游走，只是我們沒有聽見它的聲”，同時“我們”也是無愛的一群：我們像在做一場夢，在黑夜，在日子的暗光里——不知道我們到底在愛誰，也不知道誰到底在愛我們。(《我所說的是這個冬天》)，“與同類們一樣，早晨，/必須戴上面具，呼吸緩慢，冷漠自己的青春。”(《周末早晨進行曲》)。“我們”顯然各自為營，無法建立起一個穩(wěn)固的共同體，又在種種個體孤獨和集體失語中無法體現(xiàn)出一代人的價值感，詩人只能以略顯無奈的存在主義式的定義來給“我們”以總括：“我們存在著，存在就是一切。”(《一篇日記沒有日期進行曲》)
生活在安康的楊麟祖籍安徽太湖，《丁酉年十月一日回安徽老家隨記》與《補記》、《再記》依稀可以勾勒出詩人對祖輩的遷徙的路徑的追尋，這種“尋根”顯然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歸鄉(xiāng)路徑的書寫，在這條“溫暖的路”上詩人反復闡述祖輩的十五余年從安徽太湖到陜西安康的遷徙歷史，同時也再次延伸出“鄉(xiāng)愁”與“根系”的主題，這條“尋根”之路，詩人借助“祖先的老屋”“風車與瓦缸”“石碑”這些穿越了時空的歷史遺留物來激發(fā)對祖輩的情感依托，再以“唯一的鄉(xiāng)音”“唯一的始祖名號”打通對祖輩的血脈聯(lián)絡，以此來接續(xù)“幾百年來延續(xù)的親情”。除了對祖輩的感召，詩人也數(shù)次寫到祖父祖母、父親母親所帶來的慰藉，這些儼然成為詩人進入故鄉(xiāng)紓解鄉(xiāng)愁的另一條通道。詩人的鄉(xiāng)愁既與春來冬盡的時序關聯(lián)，又與鄉(xiāng)村、山野、植物、樹林、晚霞、稻草、河水等一系列鄉(xiāng)村物象緊密相連，兩本詩集中許多次地寫到這些意象，毫無疑問這些意象往往帶給詩人安寧與溫暖，帶給他靈魂的慰藉，這些物象使得詩人置身城市中的鄉(xiāng)愁得到寄托，成為詩人尋到靈魂安歇的場域，這些意象將詩人帶到一個最終的歸宿之地——“家”：在《我已適應在晚霞中寧靜》中，詩人說：“我不想掌握什么，只想借此機會反省自己/在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色。也可以提醒自己/無論走多遠，都必須在天黑之前找到回家的路。”而在《鄉(xiāng)村生活》里，“我要回到我的鄉(xiāng)下，回到那一片樹林里。——河流沒有盡頭，可生活有盡頭，/家就是。”
縱觀楊麟的兩部詩集，雖則有些詩歌重復選用，但是這兩部詩集有明顯的同構性，既可以視作詩人的真實個人經(jīng)歷的記錄，也可以當做一個詩人以鄉(xiāng)愁為主題的精神安魂曲。如果說2015年出版的《我?guī)缀踔豢匆姽狻犯嗟爻尸F(xiàn)詩人的諸種不安、迷茫、孤獨、失落與疏離，那么2018年的《石嘴河的黃昏》則更像給前一部詩集中呈現(xiàn)的諸種矛盾性給出的答案，詩人以擁抱故鄉(xiāng)石嘴河的姿態(tài)，完成他對自身無論肉身的還是靈魂的“安放”，完成他對故鄉(xiāng)一草一木的抒情，與前部相比，詩人將這一切承諸筆端的字句寫得既深情又節(jié)制，在這里更能體會到妥帖安置了鄉(xiāng)愁以后的安寧、靜謐與溫暖。兩部詩集通讀，似乎才勾勒出一個詩人在地域與時空中與自己、萬物對峙又和解的過程，這個過程的起點與終點都是鄉(xiāng)愁，正如詩人所說，“鄉(xiāng)愁在任何時候，都只有一股暖流，讓內心不再孤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