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承元 楊明貴
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地域文化共同體主動適應自然和人文環(huán)境的結果。從空間位置看，安康地域文化圈地處秦、巴之間，旁及川渝東北、鄂西北，位于荊楚文化、巴蜀文化和秦文化的接壤地帶；從居民構成看，人口遷徙頻繁，曾是湖廣等地移民的匯聚地，鄉(xiāng)音各異，五方雜處。梳理安康的建置沿革及區(qū)劃變遷，可發(fā)現(xiàn)安康地域文化有四個文化堆積層，依時間次序排列為：原始漁獵文化、秦漢間土著農(nóng)耕文化、唐宋間的士庶商貿(mào)文化、元明清時期遷入的移民文化。土著文化、士庶商貿(mào)文化與外來移民文化在歷史演進中混合交融，使安康地域文化的品相色彩斑斕，呈現(xiàn)出南北薈萃、東西交融的特點�？疾彀部翟谥袊鴼v史進程中的境遇播遷，大略而論，安康地域文化的基因圖譜中主要包含荊楚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佛道文化等文化成分。
一、荊楚文化
春秋時, 陜南分屬于蜀、楚、秦三國；戰(zhàn)國時, 秦滅蜀敗楚, 陜南大部分地區(qū)為秦所有。先秦時代，楚國一度國力強盛，其疆域西到巫山，西北至漢水上游，西南到廣西東北部，東北到山東南部，在戰(zhàn)國中后期，是唯一能抗衡強秦的大國。張儀游說楚懷王時說：“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發(fā)源于江漢流域的荊楚文化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便放射出燦爛奪目的光芒，對中華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劉綱紀在《中國美學史》中指出：“漢代文化在發(fā)展上的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情況,就是南方楚文化的傳入北國。……給北方文化注入了還保存在楚文化中的那種和原始巫術、神話相聯(lián)系的熱烈的浪漫精神,從而使先秦北國的傳統(tǒng)文化發(fā)生了深刻變化，產(chǎn)生了把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膽的浪漫幻想結合在一起的生氣勃勃、恢宏偉美的漢文化。”需要強調(diào)的是，孕生于楚地的道家智慧對荊楚文化底色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首先，認為“天道無為”“無親無疏”，肯定百家之學“皆有所長”的道家思想，塑造出荊楚文化重包容的精神內(nèi)核。其次，道家所秉持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齊一”的宇宙精神，又使荊楚文化體現(xiàn)出齊同物我、平視神人的宏闊氣概和思辨意識。在這種精神的刺激下，生活于江漢瀟湘間的楚人“究天人之際”，超脫放達，活潑進取，在政治生活中打出“蠻夷主義”旗幟，指斥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以“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為理論依據(jù)，敢于“藐視”中原禮樂文化，表現(xiàn)出強烈的文化自信。
《國語·楚語下》載，楚地“民神雜糅，不可方物”�！稘h書·地理志》云：“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伐山為業(yè)，果蓏嬴蛤，食物常足……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佚枝柱，與巴蜀俗同。”漢代的漢中郡, 轄地包括今漢中、安康大部。由于地理原因, 陜南三市中，安康同荊楚的關系更為密切, 故荊楚文化對安康風俗民情及文化性格的影響是深刻的。
《漢書·地理志》中稱楚地“信巫鬼, 重淫祀”，安康人也有“好祀鬼神”“有病信巫不信醫(yī)”之舊習。《華陽國志·漢中志》載：西城（今安康）“土地險隘, 其人半楚, 風俗略與荊州、沔中同。”安康不少地方的民俗中多有楚地遺風。例如民間流行的“招魂”儀式：小孩生病、落水或受到意外驚嚇, 其母或家人要連續(xù)幾天在傍晚時分帶著小孩到十字路口或出事地點為之“招魂”。再如劃九龍水、送花盤、立水碗、燒胎、跳端公，這也與巫風盛行的楚地和巴蜀風俗有著深刻的淵源關系。清光緒年間纂修的《旬陽風俗記》載：“邑界楚蜀，尚巫鬼，重淫祀，其風由來久矣。更有值親生日，延巫祝禱，名曰‘接星’……又或祀古樹、怪石、枯木、古墓、以為神降。”成書于民國十二年《鎮(zhèn)坪風俗志》云：“民俗樸陋，服田力穡，無待督課，尤有先民之遺風矣。然界臨楚蜀，民雜五方，其習尚各有不同。蜀人多業(yè)農(nóng)，楚人多貿(mào)易。蜀人信巫，家有患病，必請巫禳解，名曰打保符。家道順暢，亦請巫扮演慶神，名曰跳耍神。”
荊楚文化對安康風俗民情及文化性格的影響是深刻的。在飲食方面，安康人“尚滋味，好辛香”，“大苦咸酸，辛甘行些”；在生存處世方面，安康人崇尚自由，宗法觀念淡薄，“別籍弄財者多，舉族而居者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正是由于有荊楚文化的滋養(yǎng)，崇尚自由精神、安穩(wěn)于自然樸素的生活、向往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順應自然規(guī)律以求得自適自在的生存，成了安康地域文化精神的一大特點。
二、巴蜀文化
作為古代族群，“巴”“蜀”分別指先秦時期川東涪江流域的“巴人”和岷江上游的“蜀人”。巴、蜀是兩國，但文化非常接近，故學術界將中國西南地區(qū)巴、蜀先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chǎn)并稱為巴蜀文化。從春秋前期到中期，巴蜀文化作為中國西南地區(qū)一個獨立的文化板塊的地位已經(jīng)形成�！度A陽國志·巴志》載：“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由于蜀國富饒，水通于楚，且有巴之勁卒，故“得蜀則得楚”。周慎王五年（前316）秋，秦從石牛道伐蜀。蜀平，秦取苴與巴。周赧王元年（前314），秦惠王置巴郡。三年，分巴、蜀置漢中郡。漢高祖六年（前201），分置廣漢郡。
巴蜀文化作為一個連接東西、貫通南北、融合漢文化和西南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大文化圈，具有多元化和復合型特點。《華陽國志·蜀志》載，開明王朝治蜀，至九世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秦并巴蜀后，“乃移秦民萬家實之”，改變了蜀國民眾“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的狀況，使“民始能秦言”，并逐漸融入到中央集權的統(tǒng)一文化之中。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為蜀守，任內(nèi)“立學，選吏子弟就學……學徒鱗萃，蜀學比于齊魯。巴、漢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為之始也”。儒學大張以后，蜀地人才輩出。司馬相如、嚴君平、揚雄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兩漢時，蜀地經(jīng)濟富庶，文教發(fā)達，中原移民“就食蜀漢”。這一時期，巴蜀地區(qū)是中國西南的文化中心。
東漢末至三國南北朝時期，蜀地政權紛立，北方大姓遷入，客籍高官、學者聚集，巴蜀文化在充分吸納各派、各家文化養(yǎng)料后光彩更盛。東漢后至唐宋時代，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巴蜀地區(qū)得到了存續(xù)與傳播。在蒙古滅宋的過程中，蜀地文人學士為避戰(zhàn)禍不斷外遷，這使巴蜀文化在本土遭到空前毀滅的同時，卻又能在江南廣泛傳播。明清時期“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使古老的巴蜀文化在又一次經(jīng)歷與異域文化的激蕩交融后，最終完成了自身的轉型和重構。
巴蜀文化兼容釋道，信巫鬼、重淫祀。既有仙云氤氳之致，奇譎瑰麗，詩意蔥蘢，又有大江東去之勢，尖銳奔騰，浩氣激蕩。巴蜀與秦、楚接壤，巴蜀先民很早就在漢水中上游地區(qū)活動，故巴蜀文化對安康地域文化的影響是直接的。在安康境內(nèi)的考古發(fā)掘中，先后發(fā)現(xiàn)了早期的巴楚尖底罐、中期的石棺墓、晚期的巴式柳葉劍和蟬紋矛等文物。安康一些山野風俗，也留存有巴蜀文化的印痕。如平利與紫陽縣境內(nèi)發(fā)現(xiàn)的崖墓群與古代巴蜀地區(qū)的懸棺葬俗相似；安康一些山區(qū)存在的招婿、轉房等習俗亦與巴蜀之俗相近。巴蜀民眾從容中存有惰性，淳樸中不失狡黠，剛烈中帶有柔情，自信中隱含自卑，明快中摻有淺俗，這些帶有強烈的巴蜀色彩的地域性格特征，在安康人身上也是普遍存在的。
三、秦文化
西周末年，秦人因功封于秦（甘肅清水縣的秦亭附近），號稱秦嬴。秦莊公因助周討伐西戎有功，被周封為“西垂大夫”。莊公之子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再建功勛，被封為諸侯，賜秦“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到秦武公時，“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從秦襄公到武公，經(jīng)過四代國君的征戰(zhàn)，終于建立起了西起甘肅天水，東至陜西華縣的千里秦國，為秦國立足關中，雄視東方奠定了基礎。公元前667年，德公即位，“卜居雍，后子孫飲馬于河”。驃悍狂野的游牧文化開始自覺接受崇禮尚文的周文化的陶冶，秦人國力也迅速增強。秦人在學習周人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文明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于東方諸國的農(nóng)、牧二元經(jīng)濟結構。這種經(jīng)濟結構，既確保了社會政治的穩(wěn)定，又有助于軍事力量的強大，奠定了秦國獎勵耕戰(zhàn)政策的基礎，也塑造出了秦人尚武好戰(zhàn)、勇于進取的精神氣概。德公之子宣公時，秦國第一次向東方的經(jīng)濟文化大國宣戰(zhàn)——“與晉戰(zhàn)河陽，勝之”（《史記·秦本紀》）。此戰(zhàn)勝利，使秦人在心理上徹底消除了自卑感，開始以西方大國自居。孝公之后，秦國進入秦巴，占據(jù)漢中、巴蜀，將西南與西北連在一起，牢牢地控制了河、渭、江、漢的上游，形成了軍事地理優(yōu)勢。
秦在統(tǒng)一天下的過程中，陜南長期屬于秦的版圖。秦惠王（前312）設漢中郡置西城縣（遺址在今安康市漢江北岸中渡臺），郡治初設南鄭（今漢中市），西漢時遷至西城。橫亙于陜南與關中之間的秦嶺并不能阻擋秦人征伐，更不能阻斷秦風南被�！度A陽國志·蜀志》就有蜀地的婚喪祭祀習俗接受秦風影響的記述。《漢南續(xù)修郡志·風俗卷》載，褒城縣民“論其聲音, 山南近蜀則如蜀, 山北近秦則如秦” 。魏晉時期，關中流民大量涌入陜南（主要是漢中和安康）。《三國志·張魯傳》載：“建安十六年春三月……韓遂、馬超之亂, 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shù)萬家”；《晉書·李特傳》載：晉元康年間（291—299），“關西百姓入漢者數(shù)萬家, 十余萬口”。伴隨著秦地流民的大規(guī)模遷入, 秦風秦俗在安康的傳布愈顯強勁。
秦文化上承殷、 周, 是中華民族遠古文明的集大成者；下啟漢、 唐, 對漢唐文化的形成有奠基之功。秦文化強烈地體現(xiàn)出集權性、兼容性、功利性和開放性等特征。商鞅曾說：“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zhàn)，則民至死。”故求大、求多、求名、求利，成為秦人普遍的價值觀，這也開啟了秦漢隋唐時代軍事貴族蔑視禮法、躍馬彎弓、主宰天下、出將入相的時代。秦文化的熏染，使安康人在南方化文弱纖秀的氣質中, 植入了秦人的剛健與粗獷。接受了秦文化改造的安康人既有南方人溫文秀美、機智開朗的品性, 又有北方人慷慨激昂、豪放強剛的氣質。南宋著名愛國詩人陸游在漢中度過了八個月的軍旅生活, 對陜南的民情風俗有直接的體驗, 在其《山南行》一詩中就有“地近函秦氣俗豪”的描述。此詩雖是陸游客居漢中南鄭時所作，但用在當時安康人身上，也是合適的。
四、儒家文化
儒學在中原興起之時, 安康屬楚地。漢武帝獨尊儒術, 首次把儒學提升到國家哲學的地位，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封建教育開始制度化。儒家學說在安康的傳播、研究和闡揚, 也應始于漢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 兵燹頻仍, 陜南儒學不振。《梁書·儒林傳》載：“漢末喪亂, 其道遂衰。正始以后, 仍尚玄虛之學, 為儒者蓋寡……中原橫潰, 衣冠殮盡。江左草創(chuàng), 日不暇給。迄放宋、齊, 國學時或開置, 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 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 其棄也忽諸。鄉(xiāng)里莫或開館, 公卿罕通經(jīng)術。”這段文字概略地指出了漢末至南北朝儒學由盛而衰的趨勢。因兵禍、天災，安康古代文教方面的史料已多亡佚無考。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曾被譽為“秦頭楚尾，一大都會”的安康，其文教事業(yè)在唐宋時代應該是具備一定水平的。
至元十四年（1277），金州知州唐天驥在安康創(chuàng)建州學。元代出現(xiàn)了安康史志所載科舉中試第一人許應可。明以后，學校和科舉制度更加規(guī)范。洪武初，石泉縣學、安康縣學、平利縣學、旬陽縣學相繼建立。金州知州馬大本重修州學。至成化、嘉靖年間，白河、紫陽縣學也相繼建立。至此，安康所轄六縣縣學全部建齊。縣學規(guī)定生員專治一經(jīng)，以禮、樂、射、御、書、數(shù)設科分教。清朝在承襲明制的基礎上，嚴訂學規(guī)。清初的安康儒學基本維持明代的水平，未建新學，只是撥款或發(fā)動地方縉紳捐資重修因兵燹、洪災而被毀壞的縣學。乾隆以后，安康帶有官辦背景的書院教育在整個陜南地區(qū)比較活躍。乾隆年間，安康地區(qū)建起了安康文峰書院、旬陽敷文書院、平利錦屏書院、紫陽仙峰書院、石泉石城書院、白河天池書院、寧陜太乙書院。到光緒二年（1876），又建成了嵐皋嵐河書院、鎮(zhèn)坪三山書院，這標志著安康縣級書院已建齊。清代安康創(chuàng)建書院，以培養(yǎng)科舉人才為目的。書院所收學生分兩類：一是已進學的秀才，二是縣試合格的童生。清代安康除官方創(chuàng)建的縣級書院外，還出現(xiàn)了由士紳學者捐建的書院。其中影響最大者當推興安名士張鵬飛創(chuàng)辦的關南書院，其教育教學理念為：“本之經(jīng)以厚其基, 擴之史以宏其材, 正之濂洛關閩以端其趨, 游之詩騷古文以雅其情”。清代安康各類書院聘當?shù)孛t碩儒為山長, 研習教授儒家經(jīng)典，以興賢育才為首務；學習方法主要是獨立鉆研、相互問答，山長答疑解惑。
學校和書院的興起，官學和私學的互動，促進了安康文教事業(yè)的發(fā)展，也推動了儒家思想在安康士民階層中的傳播。客觀地講，儒家思想在安康的傳播對安康地域文化性格的塑造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影響。積極作用是傳導了“以民為本、關心民生疾苦和愛民、利民的仁政德治思想；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前途,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責任心；尊師重教、以提高民族的整體素質為治國之本的教育為本思想；艱苦創(chuàng)業(yè)、勤勞致富的精神；追求人格的獨立完善,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消極影響則是強化了“以做官為榮的價值觀和以做官為發(fā)財手段的剝削意識；以權力為基礎的等級觀念；苛安忍耐、怕?lián)L險的怯儒心理；迷信與盲從。”儒家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在安康人身上主要體現(xiàn)為個體性格的兩面性：尊人卑己，又心有不甘；讓利于人，又渴望回報；表面上一團和氣，但又缺少內(nèi)心的契合。
（未完待續(x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