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利縣從山上搬遷下來的農民們在社區(qū)工廠里有了穩(wěn)定收入。 張權偉攝
在中央扶貧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重視發(fā)揮廣大基層干部群眾的首創(chuàng)精神，讓他們的心熱起來、行動起來，靠辛勤勞動改變貧困落后面貌。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扶貧事業(yè)。以此觀之，以安康市為代表的陜南脫貧攻堅工作，正是這一思想的生動體現。
一問：山清水秀，脫貧之路如何找？
“我們搬下來，吃啥？喝啥？”3年前，家住安康市嵐皋縣石門鎮(zhèn)芙蓉村的農民余錫高所言，在移民搬遷動員會上把鄉(xiāng)鎮(zhèn)領導噎得夠嗆。芙蓉村地廣林密人稀，全村524戶1327人，90%居住在海拔1200米的山林中。“土墻房泥巴漿，苞谷糊洋芋湯，掙錢跑到煤礦上。”這是當地村民的一個真實寫照。芙蓉村的扶貧難題，顯然不是個案，而是存在于安康廣泛轄區(qū)的普遍情況。
許多生活在秦嶺北麓的人對于陜南的第一印象，始自汽車自北向南駛出秦嶺終南山隧道的那一剎那。青山綠水，環(huán)境優(yōu)美，儼然一副世外桃源的景象。然而，大多數時候，這只是我們站在一個匆匆而來的游客角度的判斷，假如站在國家扶貧開發(fā)的大局立場上，我們所得出的結論，恐怕并不樂觀。
這里山清水秀，脫貧之路卻難找。不像是在平原地帶，能夠吸引大批勞動力的廠房設施都能鋪開了去建設，但在這里，且不說少有可供建廠的平坦土地，而且從國家戰(zhàn)略規(guī)劃上，這里也是限制開發(fā)的。除了漢濱區(qū)之外，安康市的9個縣全部被列入了秦巴生物多樣性重點生態(tài)功能區(qū)，是國家“兩屏三帶”生態(tài)安全戰(zhàn)略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清澈見底的漢江水質，是容不得一絲絲的工業(yè)污染的。顯然，沒有了工業(yè)，脫貧致富便少了一個重要支柱。
山大溝深的客觀情況，也讓安康市的脫貧攻堅相較于平原為主的關中和資源主導型的陜北，路更加難走。“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對當地自然條件的貼切描述，而對于祖祖輩輩生活于其間的人來說，這更像是一種桎梏，阻止了他們與山外世界的交流，直接影響著他們的生存和發(fā)展。
一年多前，當陳揚斌剛剛接手市扶貧開發(fā)局局長一職時，便面臨著一種如下的基本市情：貧困縣、貧困村數居全省第一，貧困人口絕對數及貧困發(fā)生率居全省第二。在安康1600多個行政村當中，建檔立卡的貧困村就多達1003個，占到了全市總量的60.8%；貧困人口總計19.4萬戶58.17萬人，占到全市總人口的23.6%——這也就是說，在全市近乎每4個農村人口當中，就有一個貧困人口。同時這個比例，也分別高于全國和全省17個和10個百分點。
“長期的積貧積弱，不僅讓部分群眾的生產生活面臨諸多困難，也使得他們的生活信心嚴重不足，缺乏脫貧志向，寧愿處于苦熬混日子的生存狀態(tài)。”陳揚斌說，扶志可以說是脫貧攻堅戰(zhàn)中的難中之難，要中之要。
二問：精準識別，“靶向定位”可有新思維？
家住安康市平利縣城關鎮(zhèn)三里埡村五組的黃永榮一家便是被精準識別出來的一個貧困戶。他們這個村處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間，出行極其不便，黃永榮妻子的身體也一直不好，家中生活很是清苦。他本人曾試圖出門打工，但為人樸實的他一年的收入也不過3000元左右。平利縣扶貧局知道他的情況后，便幫他聯系了城關鎮(zhèn)的養(yǎng)豬大戶李奎，讓他來這里做工，工資按天計算，每天100元。
在一張出勤表格上，記者看到，黃永榮2015年共計出工165天，工資發(fā)放16500元。“離家這么近，還能掙到這么多錢，我心里一下子輕松了不少。”黃永榮高興地說道。
對包括扶貧開發(fā)局副局長張文平在內的安康廣大基層干部來說，2015年“不好過”。這一年，安康市抽掉了5022名鎮(zhèn)村干部，通過逐戶核查登記，以人為單位現場“解剖麻雀”，通過“一看房屋算家當，二看產業(yè)算后勁，三看勞力算收入，四看醫(yī)教算支出”的辦法，全面準確掌握全市貧困村、貧困戶生產生活現狀、致貧原因、發(fā)展意愿和增收潛力。
“我們經常不打招呼就下去檢查，看看各個鄉(xiāng)鎮(zhèn)有沒有嚴格按照市政府的要求摸底排查，以求確保信息數據真實、準確、完整。”陳揚斌說，這樣的督查、核查機制，為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奠定了堅實基礎。
事實上，精準扶貧的前提就是精準識別。中央在頂層設計中，把建檔立卡、精準識別定位為精準扶貧工作的“一號工程”和“首位工程”。“我們充分認識到，精準識別是施策的基本依據、是攻堅的戰(zhàn)斗靶向、是打贏的考量標尺、是整個脫貧攻堅工作的基礎。”安康市副市長鄒順生說。
在整個精準識別的過程中，不僅僅是對于那些顯而易見的“弱勢群體”的識別，安康還把注意力放在了踩線群體和特殊群體的識別問題上。一位基層扶貧干部談及：“精準識別的現實難點在于接近貧困線的‘踩線群體’的界定，這是引發(fā)群眾爭議、矛盾甚至上訪的一個敏感問題。而對留守老人這個特殊群體的收入如何認定，精準識別是否將其納入系統(tǒng)，也是一個必須慎重研究、認真把握的問題。如果不納入，一部分老人現實生活確有困難；如果納入，又會助長一部分子女不盡孝道、不履行贍養(yǎng)義務的‘不良效應’的行為，這與我國的傳統(tǒng)道德和法律制度又是相悖的。”
陜西省社科院社會學者聶翔認為，安康的精準識別經驗已經顯出成效，今后可以考慮把扶貧融入到“互聯網 ”的大時代中。
三問：完善機制，“三個和尚沒水吃”怎避免？
從今年起，安康市委書記郭青、市長徐啟方又多了一個頭銜，分別擔任安康市脫貧攻堅指揮部第一總指揮和總指揮。
郭青表示：“我經常對我們的干部講，對于脫貧攻堅這項工作，必須帶著感情去做，沒有責任肯定不行，但是沒有感情就不會積極主動，就不會用心，就不會取得理想的效果，‘在扶持誰上，帶著感情識別’，就是要把真正的窮人、真正需要黨和政府幫助的人找出來，然后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給予幫扶，這是做好脫貧攻堅這項工作最重要、最基礎的工作。”
徐啟方講：“貧困是安康的基本市情，抓脫貧攻堅不僅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而且是一項維護社會公平的重大民生工程，更是推動安康改革發(fā)展的重大機遇。有中央的強力推動和支持，我們有決心、有信心打贏這場擺脫貧困的攻堅戰(zhàn)”。
伴隨著從中央到地方對于精準扶貧認識的不斷深入，各方都開始齊聚基層。脫貧工作重點村實現了省、市、縣區(qū)、鎮(zhèn)辦干部和“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黨員干部結對幫扶貧困戶全覆蓋。面對這種景象，鄒順生說：“如何將力量有效整合，明晰各方的工作任務、工作責任、工作運行規(guī)則是一個需要縣區(qū)認真研究、抓緊明確的政策性問題。否則，容易出現‘1 1<2’的問題，甚至是‘三個和尚沒水吃’的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安康市對脫貧攻堅工作建立了單獨的目標考評機制，對直接擔負脫貧攻堅任務的10個縣區(qū)和“十項重點工作”、“七個一批”市直、中省駐安單位未完成年度目標任務的實行年度考核“一票否決”制；對未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其他單位在年度綜合目標責任考核中限制評優(yōu)；對各級黨委機關、群團組織、企事業(yè)單位、社團法人、村兩委會班子、全體公務員和事業(yè)單位職員實行脫貧攻堅工作全覆蓋考核，著力建立完善群眾評議和脫貧實效第三方評估考核機制。
四問：精準扶貧，山區(qū)致富之路咋深入？
今年40歲出頭的張清群，現在是平利縣嘉鴻手套制品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職工。在此之前，她和丈夫早已從山上搬到了山下。根據陜南移民搬遷政策，在平利縣城的平麗花園，他們夫婦分得了一套二室一廳的房子，一年只需交納800元房租。
然而，對于張清群夫婦來說，有地方住才僅僅是個開始，他們倆上有老下有小，“四世同堂好多年”。雙方的父母年事已高，身體都不太好，“最怕家中四位老人有人生病，一病家里的經濟就馬上捉襟見肘”。最近，按照平利縣社會保障方面的相關政策，張清群正在給父母申請殘疾證，馬上就可以申辦下來，這可以為她解決一部分后顧之憂。另外，她的兒子正在讀中學，學校也沒有收取任何學雜費，這讓夫妻倆很是欣慰。
如果把張清群所享受的以上扶貧政策都視為對她家庭生活的最低保障，那么她目前在嘉鴻公司這個社區(qū)工廠所擁有的這份工作，則可以視為政府幫她找到一條可以徹底杜絕家庭返貧之路。
2015年12月，香港嘉鴻公司到平利考察，認為平利生態(tài)優(yōu)勢明顯、且發(fā)展社會工廠的力度很大，具備一定的產業(yè)基礎，決定把平利作為公司的生產基地。截至今年4月，這家開在城關鎮(zhèn)陳家壩藥婦溝社區(qū)的公司已經為平利提供了300多個就業(yè)崗位，并計劃到今年年底，實現用人規(guī)模1000個。張清群，便是這家社區(qū)工廠最早招募到的一批員工。目前，她每個月可以從這里掙到1000多元，加上她丈夫在外打零工掙到的，兩人逐步擺脫了之前的貧困狀態(tài)。
張清群的脫貧事跡并不是個案，據安康市脫貧攻堅工作指揮部辦公室的統(tǒng)計，僅2015年一年，安康市就減少貧困人口12.3萬人，距離“十三五”期間全面脫貧的目標，又進了一步。伴隨著安康生態(tài)產業(yè)體系的不斷發(fā)展，山區(qū)百姓也有了更多的致富途徑，安康生態(tài)致富之路逐漸走向深入。記者 張權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