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永庵
這是本翁一篇潦草的青春祭。希望它成為一只夢的風箏，從我的案頭抖翅騰飛，穿過65年的漫長歲月，越過秦嶺，掠過漢江，擁抱嵐河，親吻大巴山的云朵，輕輕懸掛在永遠思念鄧家院子那棵望春樹的枝頭……
1
在彩云繚繞的嵐河上游，有一個叫做毛家溝的地方，彎彎曲曲的溝壑中靜靜流淌著溪水，倒映出兩旁連綿不絕的崇山峻嶺。
這里是花里公社豐景管區(qū)普子大隊（今為孟石嶺鎮(zhèn)豐景村)，當地人叫鄧家院子。20世紀60年代初，我曾經在這里勞動鍛煉。這里其實也不過二十幾戶人家，除了鄧家院子聚居著七、八戶人家外，其他農戶都散落在三五里方圓之內的溝溝岔岔里。這里海拔接近三千米，坡陡溝深，據說是數百年前自江南遷徙而來，楚地方言依舊，宗族排字有序，聽老人講，“禮、樂、繼、上、世、詩、書、傳、萬、代”這祖上擬定的八字輩分口訣，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到了“詩”與“書”字兩代人，薪火相傳很久很久。
2
那時，我不過二十歲出頭。先一年，我從西安音樂學院畢業(yè)，被分配到原安康縣文工團樂隊擔任演奏員，不久，即被調到安康報做記者。數月后，即1960年2月，領導通知我，我被下放。他告訴了要去的地方。那時，嵐皋和安康合并為一個大縣，嵐皋成了鎮(zhèn)。我去的地方，離嵐皋還有一百多華里，在巴山深處花里公社的豐景管理區(qū)。那時的管理區(qū)是公社派出機構，管理著區(qū)域內的若干大隊，農民簡稱它為管區(qū)。
我在遼闊無際的關中平原上長大，初來乍到這十萬大山深處，面對著這兒的山山水水以及山路上背著背簍和拄著搭杵行走的山民，只有呆望，兼之諦聽，驚愕不已。
1960年的春節(jié)剛剛過完，遵照安康縣委要求，我便獨自扛著行李，從安康城七里溝乘船擺渡西行，溯漢江而上，沿著坎坷崎嶇伸向大巴山深處的山路，步行30公里到了老莊子，又30公里到了佐龍鎮(zhèn)，又30公里到了嵐皋城，轉而東南方向涉過嵐河，依山傍水行15公里，到藺河口，又30公里，到花里公社，往東北方向到了豐景管區(qū)。沿著漸行漸高斜長的砭子路，終于來到了名為鄧家院子群山環(huán)抱的小小村落。放下背包，坐在山邊的一塊巖石上，揀了個干枯的樹枝，在地上劃拉了些數字，把它們相加起來后，才知道此行共走過了160公里。
豐景管區(qū)的楊生棟書記，把我們領進位于陡峭山坡上的鄧家院子。他推開一扇石板瓦屋大門，指著說：“黨同志，就住在這里，么樣？”
“么樣？”話雖未完全聽懂，我卻高高興興地把背包立即放在地上，氣喘吁吁地向書記點頭致謝。
下放勞動開始了。
正是春播時節(jié)，我們下放干部依照各自居住地被編入不同小組，每天兩晌，跟著社員們上坡點種苞谷。我分工點子撒糞，肩頭交叉著一個種子小簍和一個家肥小簍，一步步地跟隨著刨窩的社員依垅前行。
三天后，由我來揮鋤刨窩，感覺比點子撒糞累多了。在坡度40度左右的掛牌坡地上行走都很艱難，更何況還要俯著身軀刨坑，真使人疲憊不堪。
于是，我們私下商量了一個偷懶的辦法：找個借口，去管區(qū)休息休息。
因為常常被通知去聆聽傳達文件，也有去接聽來自安康或西安的長途電話，或者下白楊糧站為食堂買糧背糧，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余，我們有機會去管區(qū)愜意地小小休整一番。管區(qū)位于大小毛家溝匯合的那座殘橋下面，離鄧家院子并不遙遠，只隔著個金獅大隊，來去很方便。管區(qū)的房舍雖然與農家居所相差無幾，但它畢竟是公家單位，有桌椅，有茶爐，有廁所，比較明亮寬敞些。在管區(qū)，伙食比村上大食堂肯定好，也能隨意翻閱報紙，打打乒乓球，大家自然都樂意去。當時的花里公社豐景管理區(qū)，書記是楊生棟，主任是張仁協，副主任比較年輕，好像還不到三十歲，名叫余國良，此外，還有一位財糧文書，一共編制四人。他們每日三餐，都是自己動手，從早到晚忙忙碌碌，無所謂什么上班下班，凡社員來辦事，絕無繁文縟節(jié)，隨來隨辦，效率極高。
那時正逢饑荒，我們在大隊食堂里吃飯，糧食嚴格定量，幾乎頓頓都是土瓷大品碗盛著的蒿子糊湯。常常是剛放下飯碗，不一會兒，肚子就咕咕地叫了。下放干部中有個張九江，他是個極細心的南方人，他曾把我們當時吃過的各種野生代食品，一一做了標本夾進書頁里，有蕨根、野白蒿、則兒根、蛾耳腸、漆蠟籽、毛耳草、榆樹皮、桑樹葉等等，共計18種之多。因為天天吃粗糲的野生代食品，大家都患上了便秘，真是苦不堪言。于是，向公社和縣上反咉，為來自原安康縣防疫站下放干部李規(guī)平請了幾天假，請他回單位去取灌腸器，趕緊回來為大家輪流灌腸醫(yī)治。療效還好，大家很高興。李規(guī)平說，我還給同志們帶來幾瓶甘油丸，大家試著用用，效果會更好。謝支書聽了，笑著要了幾粒，對大家說：“李同志的藥丸，我也掐！”“掐”是方言“吃”的意思。
他的話一下子把大家逗笑了。
3
這個謝支書不識字，新中國成立前是個乞丐，不知他從何處流落至此，成了居住在鄧家院子的一個外宗異姓。給他的兩個男孩兒取名字，大的叫大叫花，小的叫小叫花。叫花子，是討飯的乞丐。他把”叫”念作“告”，他笑著說，告化兒告化兒，名賤人貴嘛，要得唦！65年后的今天想來，這大小兩個叫花，謝支書的一對寶貝蛋蛋，現在如何呢？去了外地了吧？混得可以吧？
30歲的鄧堂詩，土改時，因爺爺和父親都去世了，年紀輕輕的他，不幸被劃為地主分子。我們曾監(jiān)督他清掃積雪、撬山運石、焚燒火糞，他總是拼著干，默然無語。改革開放初，他五十幾歲，一定被摘了帽子，變成了一個燦爛陽光下真正的中國農民，但如今的日子過得怎樣呢？他那三個男孩都上學了嗎？
我至今一直還在懷念著那位孤身而居的貧農社員胡家順。他非鄧姓，看來也是個從遙遠的地方流落到小毛家溝的外鄉(xiāng)人。他當年四十多歲，長發(fā)如氈，像個野人。那年七月某日的早晨，洗漱后，我扛上鋤頭推開房門正要上坡勞動，卻看見門外地上放著一籃熟透的桃子。經打聽，才知道是胡家順送來的，他家院子的桃子熟了，他舍不得吃，也不去挑街叫賣，卻惦記著我們下放干部，怕我們拒收，專門于天亮之前送了過來。晚上，他過來取籃子，我表示謝他，他卻說：“你們家遠，你們家遠”，接過籃子，轉過身，踽踽去了。他把“遠”，說成“阮”，這是方言之音，這聲音至今猶回響在我的耳旁。
鄧家院子有一個名叫鄧超的15歲少年，他沒有按祖擬的口訣取名，自信是新中國少年，必會有超越祖輩的大好前程。我記得他正在白楊公社讀初中，周六回來，周日又去，曾立志要考安康師范，學成后回花里做小學教師。但據說，他初中學業(yè)未竟，只能回到隊上參加農業(yè)生產勞動，后來不幸雙眼失明，再后來，去世了。在我的心中，這位自己給自己取名為“超”的少年，堪稱是鄧家院子的一抹亮光。但他卻無聲無息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他離開了，這束亮光，也就熄滅了。
在我的記憶中，還有個長得非常秀麗的名叫鄧恩詩的少女，她家坐落在大隊食堂的坎上，因為家窮，她常常只能穿一條布丁摞布丁的褲子。穿著自己打的龍須草鞋，天天上坡勞動，打豬草，趕墟場，見人怯怯地笑。后來，不知她嫁到何處？女婿對她可好？
在鄧家院子，我還目睹了當年那些地主分子、富農分子之呆怔和個別農村基層干部的散懶張揚，也體味了饑餓、澀苦和無助與無奈的日子。在這里，聽不到歌聲與笑聲，甚至聽不到牛哞、羊咩、狗吠和雞啼，這使得剛從音樂學院畢業(yè)年輕的我，在初始的日子里，變成了一個聾啞人。然而，聾與啞之外，我卻還不是盲人，并不甘寂寞，在如豆的桐油燈下，我悄悄地書寫日記、創(chuàng)作詩歌，還在當時的省委機關報《陜西日報》上發(fā)表了《老書記》《山歌》《夜戰(zhàn)》等稚嫩的詩歌作品。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在這里學會了挖地與耕耘，學會了播種小麥與玉米，學會了“窖洋芋”，學會了推幺磨、燒火糞、伐青竹、引泉水，學會了背著喇叭型的大大的扎背簍上山，學會了育稻種、插秧田、薅二道秧，學會了不怕螞蟥叮咬，拄一根薅秧棒，挺立在倒映著自己影子的水田中，吼幾聲剛剛學會的巴山號子，并讓這聲音匯入了大巴山的一聲聲松濤。
遺憾的是，打谷的日子我缺席了。我被公社抽去協助他們突擊中心工作。我相信，舂出來的稻米一定很白很香，食堂開飯時，鄧家院子必會蕩漾起一縷縷笑聲。
這一切，比我寫在紙上的那些詩句珍貴優(yōu)美多了。
因為有了它們，我的夢想才被時代寄給了大海和遠方。
4
兩年中，我與鄧家院子也有過幾次短暫的離別。
一次是1960年冬天，我被公社抽調出來，作為工作組成員，下到孟石嶺大隊安排社員生活。那次，我有幸與花里公社副社長鄒宏范結伴，有機會向他學習了好多知識。宏范是山西人，戰(zhàn)爭年代就參加了革命。與他在一起，我感到寧靜、溫暖。嵐皋作家黃開林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收錄有我圍著一條花格圍巾的照片，那就是鄒社長望著飄飛的雪花，從自己脖子上摘下來給我圍上的。
另一次是去花里管區(qū)草坪大隊抓春耕生產工作，這次與我同組下隊的，是下放在公社的一位老干部常某，此老是陜北綏德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參加革命，但據說因為有歷史的問題，時任安康縣稅務局副局長。記得臨下隊時，公社書記張雙成，當著我們倆的面，鄭重宣布說：“有什么事，和老黨同志商量。”這就是組織的口頭任命��！老常是經過世事的人，只有諾諾，點頭稱是。
還有一次，那是1961年的夏秋之間，城鄉(xiāng)形勢相當吃緊，各地都在組織干部下鄉(xiāng)，集中抓“清山掃殘”工作。當時，我被縣上抽調到鐵佛公社狀元管區(qū)開展這項工作。狀元管區(qū)的黨委書記姓毛，我向他匯報工作時，常常口誤，總把他喊成“毛主席”，凡在此時，聽到的人每每竊笑，我也感到不好意思，而他卻從不嗔怪，也不糾正，一臉的無所謂，我自然也釋然了。
5
當年縣上到嵐皋的干部，共有兩個小組，佐龍一個，花里一個，人數也不過50人左右。
分到花里公社豐景管區(qū)普子大隊的約二十人中，據說大多都過世了。至今還能記得起來的，有縣文化館干部王崇典、縣人民銀行干部吳顯廷、縣糧食局干部曹亞東、縣防疫站技術人員李規(guī)平、縣計委干部伏慶昭、縣財稅局干部張九江、縣供銷社干部鄧正杰、縣文化局干部肖世本等。
山高水遠，風飄云散，一切昔人往事，如今都漸漸隱入了身后的煙塵。
有幸的是，我的老朋友曹亞東先生依然健在，他今年90歲了，居住在漢江之畔的廣廈中頤養(yǎng)天年。離休前，他曾擔任中共嵐皋縣委常委、紀檢委書記。他是湖北竹溪人，1949年13歲時就參加了革命，少年從戎，西進安康，實在不容易。如今，他無愧是我們當年下放干部的一尊含笑的碑石�。�
2024年秋天，他的女兒曹曉梅開著車陪他來長安看我，我們兩個八旬老翁共酒暢敘，一起回憶當年在鄧家院子的日子，真是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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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鄧家院子的懷念是無窮無盡的。
從1961年秋天離開鄧家院子算起，65年過去了。65年間，我曾兩次專程從西安返去看望它。
一次是由嵐皋縣已故作家李發(fā)林陪同。
當年，我下放花里的時候，發(fā)林先生正在當地的草坪小學教書。我們常見常敘，有時還徹夜不眠，在一起互相修改作品，成了很親近的朋友。上世紀90年代，他因病在西安住院，我曾幾次去看望他，每次他都會深情緬懷起我們的交往。這次，他知道我想去花里走走，執(zhí)意要陪我一起前往，行前，還在他的藺河口居處設家宴餞行，讓我不禁想起李白那“桃花潭水深千尺”的動人詩句。
他訂了車，還約了他那在電視臺工作的女兒李輝苗扛上攝像機一路相隨，為我們錄制重返鄧家院子的短片，記錄下我們對于鄧家院子的久違思念和重聚之情。
另一次，則是由嵐皋縣作家協會主席、《南宮山志》主編杜文濤相陪。那天，他還特意帶上了縣上的幾位青年作家同往，一路笑語歡歌，令嵐河的浪花與南宮山的云朵也為之動容啊！
我們一起在鄧家院子徜徉，在著名的雙豐橋禁賭碑前沉吟，在武學村周氏武學館觀瞻，相互攙扶著攀登上花里龍安寨，在那殘垣斷壁之間發(fā)思古之幽情……
今夜，鄧家院子啊，我在千里之外的古都長安翹望你，翹望你那明滅閃爍的燈火，翹望你院子中那棵詩一般的永遠婆娑低吟的望春樹，你知道嗎？
哦，65年過去了。當年那個受過你無私哺育與深情熏染的年輕人，如今已是鬢發(fā)如雪、步履蹣跚，而你，還好嗎？
一息尚存，我還會去看你。
